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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期:2019-09-28 17:11:48 作者:urtitunyixcvikji 浏览: 查看评论 加入收藏

既往的鲁迅研究,主要有革命、启蒙和现代性三种范式,它们虽然视角和结论不同,但在认为鲁迅小说“赤裸裸的写实,活现出社会之真实背影”[1]这一点上,并无本质差异:革命范式将鲁迅小说视为“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一面镜子”[2],启蒙范式则认为是“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镜子”[3],至于现代性范式,也认为“鲁迅始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”[4]。不难看出,三者具有相同的镜子反映论思维,普遍视鲁迅小说为中国社会现实的客观反映和真实再现,区别只在于反映内容的不同,但是如此一来,鲁迅创作的主体建构性就被忽视了,其文学性的变形扭曲一面更是容易被遮蔽。
 
  直到八十年代中后期西方叙事学传入中国后,大家才意识到鲁迅的小说其实是一种“叙事”,但由于最初传入的是俄法结构主义叙事学,所以汪晖等中国学者借用来解读鲁迅小说叙事时偏于文学形式,重点分析“叙”的制作程序如叙事的人称、聚焦、时间、结构等等,以此来呈现鲁迅小说“格式的特别”。实际上,这些新的叙事解读在认为鲁迅小说真实再现现实上,与既往解读是一样的。不过,结构主义叙事学对“本事”和“故事”的区分,虽则着眼于小说叙事的策略,实则暗示了“实录”背后的“曲笔”问题,正如罗兰·巴特指出的,现实主义“只是且总是一种已被写过的真实”,“只是一连串摹本而已”,其本质是“意识形态特有的转体,便将文化转变为自然,这些符码仿佛缔造了现实和‘生活’”。[5]显然,在罗兰·巴特看来,“真实”不过是叙事成规和意识形态合谋的结果,而叙事学的“叙”就不仅仅是工具性的技巧使用,而成为了主体性的意识形态再造。自此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开始走向综合,小说叙事研究也就跳出了传统的“反映论”,走向了后现代主义的“建构论”,开启了权力话语分析和意识形态批判的新视野。
 
  但是,深受“告别革命”影响的中国学界,更多用此来进行“革命叙事”批判,而在他们根深蒂固的启蒙情结里,意识不到也不愿承认鲁迅定位自己小说的“启蒙主义”,并非惯常理解的真理,它其实也是一种“意识形态”,一种我们当前更愿接受的意识形态而已,而这也正是“启蒙叙事”研究基本阙如的根源所在。[6]因此,本文试图从建构论的角度,分析鲁迅如何在“启蒙主义”理念的影响下将故乡现实转化为小说叙事的,进而探究这种“启蒙叙事”如何表达又扭曲了现实,以致陷入了无法摆脱的结构困境,最终是想以此来重新反思五四启蒙的意义和局限。而为了更好地呈现上述问题,本文拟选择《故乡》为个案进行症候式解读,因为鲁迅在这篇小说中第一次设置了一个回乡之“我”的第一人称叙事者,以致让这篇启蒙小说出现了一个“启蒙叙事在场/启蒙主体失语/启蒙实践空场”的悖论现象,将本文试图解决的那些问题以极端的方式呈现了出来。
 
  一
  回乡之“我”
 
  首先造成读者“真实”错觉的,就是《故乡》的第一个字——“我”的使用。实际上,早期的研究者正是这么解读的,他们普遍将回乡之“我”和鲁迅本人等同,然后援引鲁迅自身的经历,来证明近代乡村的衰败是鲁迅亲眼所见的“真实”,譬如沈雁冰最早就认为“这是作者对于‘现在’的失望”[7],杨邨人也指出“我们的作者,不是思故乡,是别故乡”[8]。这种解读自然有其道理,文中的“我”被称为“迅哥儿”,无疑来自“鲁迅”这个笔名,而鲁迅本人也的确在1919年12月返乡出售祖屋,并迎家属到京定居,而且离家前几天,少年时代的朋友章运水曾前来送行。
 
  但是,随着“进入毛泽东时代,……《故乡》被用阶级论的观点来解读,于是出现了对‘我=鲁迅’这一观点的否定”,原因自然是“我”的小资产阶级消极性与鲁迅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形象不符,二者的裂隙就此产生。有的研究者否定了李霁野将二者划等号的做法,认为“他的思想中还是把《故乡》看成是鲁迅某次回乡的真实记录”,以致忽视了作品的虚构性和超越个人的典型意义。[9]
 
  其实,如果从实证的角度,我们也不难发现“等同说”背离了鲁迅的本意。首先,鲁迅自己曾强调笔下人物“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”[10]。其次,《故乡》开头说“我”坐乌篷船回到“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”,想卖了旧屋到城市买新屋,但现实中的鲁迅不但多次从北京返乡探亲,而且作为教育部官员的他收入优渥(月薪三百),回乡并不坐乌篷船,譬如12月4日的日记里这样记载:“上午渡钱江,乘越安轮,晚抵绍兴城,即乘轿回家。”通过这些对比不难发现,鲁迅有意修改了自己的真实经历,特别突出了“我”的离乡之久和潦倒破落。

  而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看,第一人称“我”不能和作者等同,这是个基本的常识,真正值得关注的,其实是鲁迅为何要设置一个潦倒的城市知识分子来作第一人称叙事。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《故乡》,就会发现它的叙事选择更像是《呐喊》前七篇小说的杂糅综合:首先,它如《狂人日记》、《孔乙己》、《药》、《明天》、《风波》一样描写乡村;其次,采用了《狂人日记》、《孔乙己》一样的第一人称叙事;第三,这个“我”是和《一件小事》、《头发的故事》一样的城市知识分子视角。显然,《故乡》是鲁迅一次有意识的叙事创新,试图通过小说的方式,来记录并反思自己的回乡经历和体验。
 
  而对研究者来说,更需要关注的其实是这种叙事产生的后果。最明显的变化,就是这个城市知识分子成为了小说的一个人物形象,由此将乡村叙事的视角,从之前的乡村居民变成了城市知识分子,他能以局外人眼光审视乡村的异变,并对此做出看上去“真实”的感受和评价。但是,与之前的《药》、《明天》、《风波》、《孔乙己》这些乡土小说中,读者直接面对的是乡村和乡民不同,《故乡》里由于“我”这个中介的出现,读者读到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知识分子眼中的故乡世界,所以“我”看起来可靠的叙事,实际是一种不可靠叙事,读者因此搞不清乡民的真实生存和思想状态了,其严重性正如福勒指出的:
 
  以第一人称视点叙述故事有种种显而易见的长处,例如它可以使作者十分自然地进入主人公的内心深处,并用意识流或其他方式将最隐秘的思想公之于众。然而这种叙述方式也有其短处:如果说随意深入小说主人公的内心的权利是破格特许,那么基于同样的理由,小说中其他人物的思想感情就成了一个谜。[11]
 
  正是因此,《故乡》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乡土再现,而是一个城市知识分子的乡土再造(叙事),它出现了两种类型的人物(知识分子/乡民)和两种生存的空间(城市/乡村),由此产生了复调、冲突和张力,所以这个城市知识分子也就成了我们必须审查的对象。而从鲁迅修改自己经历、重设叙事者属性来看,他本人显然也有意对“我”进行审查,但由于这个人物带有很强的自传色彩和同构性,鲁迅其实只是意识到了“我”的一部分问题,还有很多问题他自己也缺乏清晰认知,因此鲁迅本人也需要成为我们审查的对象,这就形成了“故乡——我——鲁迅——研究者”的环套审视结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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